一九八二年～一九九四年 · 2
2019年12月19日Ctrl+D 收藏本站
当时政府正在实施节育政策。从十年前开始，只要是基于医学上的理由，都可合法执行终止妊娠手术。当时只要确定怀的是女婴，仿佛就足以构成“医学上的理由”，鉴别胎儿性别与将女婴堕胎的情况数不胜数(1)。这样的社会风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蔓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性别失衡的情况更是达到巅峰，第三胎以后的出生性别，男婴明显比女婴多了一倍(2)。
(1) 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时事IN》第四一七期《厌恶女性的根源是？》。
(2) 资料来源：统计厅的“出生顺序出生性别比”资料。
母亲独自一人前往医院，默默地将金智英的妹妹“拿掉”了。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她全权负责。当时她身心俱疲，身边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家人。医生婆婆紧紧握住母亲的手，频频向她道歉，她则像个失去孩子的猛兽般号啕大哭。幸亏有医生婆婆对她说的那句对不起，她才不至于哭到伤心欲绝、失去理智。
几年后，母亲再度怀上孩子，因为是男婴，才得以顺利诞生。那个男婴就是比金智英小五岁的弟弟。
当时，金智英的父亲是公职人员，还不至于有工作或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但光凭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确实吃紧。尤其是随着三姐弟逐渐长大，只有两个房间的家也开始显得拥挤。母亲希望可以搬去大一点的房子，让两个女儿能和奶奶分房住。
母亲虽然不像父亲一样有固定上下班的工作，但她一个人得照顾三个孩子和一名老母亲，又要全权负责家中大小事，与此同时，还得不断寻找可以赚钱打工的机会。不只母亲，家里经济状况不甚理想的那些妈妈大体如此。当时非常流行保险阿姨、养乐多阿姨、化妆品阿姨等，凡是带有“阿姨”两个字的工作，都属于常见的家庭主妇兼职。由于大部分工作都不是由公司直接雇用，要是在工作中遇到纠纷或者受伤，都得自行处理(3)。而金智英的母亲则选择从事家庭代工，也就是在家进行的劳动，比如剪线头、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卷门窗密封条，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年幼的金智英也经常在母亲身边帮忙，通常负责收集碎屑和倒垃圾，或者帮忙盘点数量。
(3) 资料来源：《没被记录的劳动》，第二十一至二十九页，二〇一六年，金时刑等人合著。
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工作项目就是卷门窗密封条。这是专门用来贴在门窗缝隙间、以泡棉材质制成的细长形贴纸。尚未裁切、包装的贴纸会由货车运来，金智英母亲的工作是将其裁切，卷成两组圆形，放进小袋子里包装好。然而，实际卷纸时，得先将封条轻放在左手虎口处，用右手卷成圆形，在此过程中虎口很容易被盖在胶水上的那面纸割伤。尽管已经戴了两层布手套，母亲的手依旧布满大小伤痕，再加上密封条的尺寸较大，于是垃圾也多，泡棉和胶水的刺鼻气味更经常难闻到使人头痛，但这份工作的工资较高，实在令人难以拒绝。随着母亲承接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份工作也越做越稳定。
好几次父亲已经下班回家，母亲还在忙着卷密封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金智英与金恩英，就坐在母亲身旁，边玩边写作业，偶尔帮帮母亲。年幼的弟弟则拿着泡棉块和包装塑料袋边撕边玩。工作量实在很大时，母亲甚至会把密封条堆放在房间一隅，在好不容易腾出来的地板上摆桌子、吃晚餐。某天，父亲加班到深夜，比平时还晚到家。他看见孩子们都还在玩密封条，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抱怨。
“你一定要在孩子旁边做这些味道难闻、灰尘又多的工作吗？”
母亲原本正在快速收拾的手和肩膀顿时停住，接着便开始将四散一地已经包装完成的密封条统统放进纸箱内。父亲跪坐在地，把乱七八糟的泡棉和纸张碎屑扫进大垃圾袋里，说道：
“对不起啊，害你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便叹了口气，那一瞬间，他的背后仿佛被巨大的黑影所笼罩。母亲搬起一个又一个比自己身形还要大的箱子，放到家中的过道里，然后将父亲身旁的地板清扫干净。
“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
话虽如此，自此之后，母亲还是婉拒了卷门窗密封条的工作。专门负责载送密封条的卡车司机还语带惋惜地念叨着“怎么手最巧、最有效率的人反而不做了”。
“也是，以恩英妈妈的手艺，卷密封条实在太可惜，你不妨去学美术或者手工艺，一定很厉害。”
母亲摆手笑着说：“都这把年纪了，还学什么才艺呢。”当年母亲才三十五岁，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司机先生的这番话，似乎也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母亲拜托恩英照顾妹妹智英，最小的儿子则拜托奶奶照顾，自己开始补习，但不是学美术或手工艺，而是学理发。因为没人规定一定要有执照才能帮人剪头发，所以母亲在学了一些基本的剪烫技术后，就开始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帮社区里的小孩和长辈理发。
母亲的理发生意很快红火起来，街坊邻居口耳相传，认为母亲的手真的很巧、很有天分，面对客人也很有交际能力。她会用自己的口红和彩妆为刚烫好头发的婆婆、妈妈们化妆；帮小朋友剪头发时，也会顺便连带他们的弟弟妹妹，甚至孩子母亲的刘海也一并免费修剪。她使用的烫发剂定价故意比社区理发厅的高一些，还刻意把烫发剂上的广告文案大声地念给客人听。
“看到了吗？绝不刺激头皮，含天然人参成分。我现在可是把这辈子从未吃过的天然人参涂抹在您的头皮上哟！”
金智英的母亲就这样慢慢地攒了许多现金，也从未缴过一毛钱的税给政府。虽然她曾惹来同行的阿姨嫉妒，觉得客人都被她抢走，两人甚至互扯头发，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多亏她平日待客有方，客人都站在她这边。后来两人适度划分客户群，互不踩线，才得以在社区和平共存。
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上有两名哥哥、一名姐姐，下有一名弟弟，兄弟姐妹长大后纷纷离乡。听说老家数代皆以种稻为业，所以家境还算不错。但是随着韩国的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转型成工业化社会，人们不再仰赖农业维生。金智英的外公当时跟一般的农村父母一样，将孩子统统送往都市，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供每个小孩读那么多书。都市里不仅房价和生活费高昂，学费也是贵得离谱。
母亲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家里务农，直到十五岁那年决定北上首尔。当时，长母亲两岁的姨妈已在首尔清溪川旁的一家纺织工厂上班，母亲也应征上了同一家工厂，于是便和姨妈、两名工厂姐姐蜗居在七平方米大的宿舍内。工厂里的女同事几乎都和金智英的母亲年纪相仿，学历、家庭背景也都差不多。年纪小的女工以为职场生活本就如此，每天都睡不好、吃不饱，也无法好好休息，整天只能埋首工作。纺织机散发的热气令她们热得难受，只能尽量将已经短到不行的迷你裙制服往上拉，即使如此，手臂和大腿间依旧汗如雨下，有些人甚至因为现场总是弥漫着一片白色灰尘而罹患肺病。然而，她们每天吞下一颗又一颗提神丸，脸色发黄，没日没夜地工作所赚来的微薄薪水，大部分都用来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交学费，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儿子要担负起整个家，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增光”，家中的女儿也很乐意牺牲自己资助兄弟(4)。
(4) 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六十一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