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吧">

第13节

2020年3月22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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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谨订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庆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寿辰

  敬备菲酌恭请光临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妇鞠躬

  席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多弗庄

  请赐回示

  “怎么样?”詹尼弗问。

  “这还用问?”我回答。我正忙于摘录刑法上一个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尔公诉案”的要点。詹尼拿着请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奥利弗,我看是时候了,”她说。

  “什么是时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难道你非要他连跪带爬到这儿来吗?”

  我继续干我的事,任凭她编派我。

  “奥利,他主动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亲写的。”

  “你还说你连看也没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过一眼。也许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专心准备“珀西瓦尔公诉案”的提要啊,考试快要到啦。问题是她不该向我唠叨个没完。

  “奥利,你想一想,”她说,现在她的语调像是在恳求了。“老爷子毕竞六十岁了。到你终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谁能担保他还在世上呢?”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詹尼,和解是绝对办不到的,能不能请让我继续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来,缩在我搁脚的软垫的一角。虽然她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我还是马上就意识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着我瞧。我抬起头来。

  “有朝一日,”她说,“要是你儿子奥利弗第五跟你怄气——”

  “他的名字不会叫奥利弗,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对她大喝一声。通常,我提高嗓门时,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这回她没有这样做。

  “听我说,奥尔,即使咱们给他取名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样会怨恨你的,因为你是当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当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对她讲,我们的儿子决计不会怨恨我。于是她问我:凭什么这样自信?我拿不出证据。反正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决不会怨恨我。至于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而詹尼却由此推断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她说:

  “你爸爸也爱你,奥利弗。他爱你,就像你将来爱博佐一样。但是你们巴雷特家的人个个傲慢、好胜得要命,总觉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辈子都解不开。”

  “有你就不会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说。

  “对,”她说。

  “本案到此结束!”我说,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詹尼也站起身来,但这时她想起了:

  “‘请赐回示’的事儿还没了结呢。”

  我表示这样的意见:一个专攻音乐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高材生写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谢绝,大概无需专家指导吧!

  “你听着,奥利弗,”她说,“我这辈子可能撒过谎,或者骗过谁。但是有心要弄得谁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于不了。”

  说实在的,在这当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请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请喝回示”,只要这回音的内容实质是我们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狱上冻。说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

  “号码是多少?”我听见她声音很轻地问。她已经拿起了电话。

  “你就不能写个便条吗?”

  “再过一分钟我就没勇气了。到底多少号码?”

  我告诉了她,随即就去专心研究珀西瓦尔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事了。我没去听詹尼打电话。确切地说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毕竟就在这间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见她在说。是王八蛋接的电话?平日他不是该在华盛顿吗?《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人物侧记明明这样说的。该死的新闻报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一声“不”到底要多少时间?

  詹尼弗这个电话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说一个“不”字总用不到这么多时间吧。

  “奥利?”

  她一只手捂住话筒。

  “奥利,难道一定得回绝?”

  我点点头表示一定得回绝,挥挥手催她把这劳什子赶快了结。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电话里说。“我是说,我们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们!难道她一定要把我扯进去?她为什么不能单刀直入把话讲完就挂断电话?

  “奥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话筒,却又说得很响。

  “他伤心极了,奥利弗!眼看你父亲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吗?”

  要不是她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会再一次向她解释石头是无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错误观念搬到拉什莫尔山的-崖上去。可她现在心烦意乱。而且搞得我心也乱了。

  “奥利弗,”她向我恳求,“你随便说两句行吗?”

  跟他说话?詹尼准是发疯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说声‘哈罗’也行,啊?”

  她把话筒向我递过来,一边竭力忍住眼泪。

  “我决不跟他说话。永远不,”我说时毫不动容。

  这下她哭了。完全没有声音,就只见眼泪顺着她的脸庞直淌。接着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奥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求过你什么。这一回我求求你。”

  我们一共三个人。三个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办。

  詹尼难道不明白她的请求是办不到的?若是任何别的事情,我都愿意照办,决无二话,就是这一件不行,这她难道还不明白?我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乱到了极点,只顾摇头表示坚决拒绝,可这时却只听见詹尼压低了嗓门但按捺不住怒火冲我直骂,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样的声气说话:

  “你是个没心肝的杂种!”说罢,她才又提起话筒跟我父亲把话说x:

  “巴雷特先生,奥利弗希望你了解,尽管他的表现方式有点特别……”

  她停下来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说话很费劲。我简直呆若木鸡,只得由着她把说是我“委托转告”的话讲完。

  “其实奥利弗还是非常爱你的,”说完,她匆匆挂断电话。

  对于我在随后一瞬间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只能说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不,我毫无理由为自己辩护。我的行为是永远不可宽恕的。

  我从她手中夺下电话,拔出插座,使劲一扔——把电话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你简直该死,詹尼!你怎么不给我滚!”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野兽,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转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见了。

  我是说,她已影踪全无,因为我连她下楼梯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天哪,她准是在我抢电话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围巾都还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这更甚,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我到处寻找。

  在法学院图书馆里,我在一排排坐着用功的学生之间东张西望,到处寻找,转来转去至少有五六回。尽管我一声不响,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样紧张,脸色是那样吓人,那个鬼地方整个都被我惊动了。还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没有。我到处奔走,恨不得两条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频率。

  佩因堂?(可诅咒的名字①,简直是讽刺!)楼下是练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时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该死的琴键。可不是吗?但是,在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①“佩因”(Paine)与英语“痛苦”(pain)同音。

  长廊两旁部是练琴室,走过这地方真能叫人发疯。莫扎特和巴尔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各个琴室的门里漏出来,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这里!

  从一间琴室里传来狠命弹奏(是因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站住,犹豫了一会儿。那曲子弹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开始,开始又停下,错误百出。在一次停顿时,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嘀咕:“扯淡!”这一定是詹尼。我把门撞开。

  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在弹钢琴。她抬起头来。原来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皮士,她见我闯进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美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处处都找遍了。连她的影子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浓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吗?”他紧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随和的语调,仿佛根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头,”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出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头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身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子,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道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种花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点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处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①。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①指制成注射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门口几码处,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大惊小怪;同时又如释重负,所以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圆头棍棒什么的,来揍我一顿。

  “詹?”

  “奥利?”

  我们俩说得相当安详,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对方的语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带钥匙,”詹尼说。

  我站在台阶下,不敢问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识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对不起——”

  “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赔礼词,接着心平气和地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登上台阶走到她坐着的地方。

  “我想睡觉了。行吗?”她说。

  “行。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们脱衣服时,她以抚慰的目光望着我说:

  “奥利弗,刚才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