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小说时间是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写起，到一九四七年戛然而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1911年到1924年的历史阙如，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未展现）为背景。但是民国的意象在小说里极为模糊。有一处，作者写到毛克俞为儿子取名念宁，卢文笙问：“念宁这个名字，思阅是金陵人，你还挂着她。”这吴思阅是毛克俞女友，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失败后离开毛克俞，不知所终。另外一处，写吴思阅从重庆来到天津，动员毛克俞卢文笙他们参与抗日活动，她对着他们念了自己写的旧体诗，卢文笙听下来，首首都是关于南京的风物。思阅念罢，卢文笙在她眼睛里看到了浓重的暗影。于是他想着南京这个城市：“这是他未去过的城市，中国的首都，是思阅的家乡。”两处连起来理解，不仅点明思阅是南京人，而且南京还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小说里写到思阅念诗的细节，发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的那一年，南京早就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而是汪伪政府的“首都”，所以思阅写诗是在悼亡沦陷并经历了大屠杀的南京，那是她的家乡，而对于不明事理的十五岁少年卢文笙来说南京只是一个让他感到陌生的抽象地名，“中国的首都”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所指。所以，从思阅到文笙，南京的意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具体的故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的象征。所以卢文笙解释念宁这个名字时，不说南京却说是金陵人，这就把吴思阅家乡的“金陵”与中国首都的“南京”分别开来。这里埋伏了一个隐喻。不过故事发展到最后就比较写实了，又一次出现南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冯仁桢继承她姐姐的道路参加反对内战的请愿活动，在南京被警察打伤而归。这时候的“中国的首都”已经成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对立面，已经被青年一代所抛弃。

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分析小说中的南京/民国意象，是有感于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话：“这本小说关乎民国。”这是个含糊的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所“关乎”的民国？似乎可以断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发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后，但是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小说里几乎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事情，甚至连南京被屠城都轻轻一笔带过，马上转入了山东临沂地区人民遭遇的惨案。在描写抗战岁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总总地写到地方土匪活动，写到民间自卫武装，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写到西方教会支持抗战的活动，唯独回避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甚至小说写到范逸美、阿凤等策划京剧名角言秋凰暗杀日本军官和田，也被暗示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不是国民党特工所策划。同时与刻意回避国民政府作呼应的是，作者有意写了两个以自己家族前辈为原型的人物：一个是卢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原型为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一个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第一代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明写，一个是暗写。褚玉璞为中心的故事里牵出了张宗昌、刘珍年（小说里为柳珍年）等一系列历史人物，还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写的民间野史，成为故事构成的一部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对孟家、卢家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昭德这一传奇形象，间接地传递了这种影响。陈独秀在小说里没有直接出场，只是通过吴思阅与毛克俞的对话，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是陈独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说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坐标，毛克俞他们反复说到他“一把硬骨”，“硬了一辈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与政治绝缘，吴思阅最后不知所终，可能都与这位硬骨头“叔叔”的政治遭遇不无关系。褚玉璞死于一九二九年，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但他们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国政治，与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构成互相对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民国政治背景。

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小说取“鸢”为书名，自然是别有寄托。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为“命悬一线”四个字，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线而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不如叫‘一线生机’罢。”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小说里多次写到风筝在抗日活动中为扶危解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难免是传奇故事，真正的意义还是当下社会的需要，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维系国家命运民族盛衰，道德底线崩溃，那就是顾炎武忧虑的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故而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回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传统文化被扬弃中有所保留，新文化在建设中万象更新；袁世凯恢复独裁，张勋起兵添乱，为什么都陷于失败？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所在。民国这个大风筝之命，全掌握在看不见的“民心”的一线之中。

我在阅读这部文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民国作家废名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一路的文脉。用委婉而空灵的文学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阴影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人物也是在半新半旧的纠结中逐渐改变命运。所以，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今天流行的怀旧热中就有关乎海派文化的想象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两者到底还是有所不同，海派文化的想象总是与殖民地欧风美雨现代进程有关，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多是饱含着对传统中国礼仪道德式微的追怀。作者葛亮以家族记忆为理由，淡了一部政治演化的民国史，有意凸显出民国的文化性格，把这部小说写成了当下表现民国文化想象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文坛上，已有二三十年没有民国题材的创作，唯有党史题材取而代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小说崛起，文学似乎又回到了文化中国的写作立场，叶兆言、苏童所开创的民国题材的新历史小说，正是走了文化中国的一路。现在又过了二十余年，葛亮有所寄托，“北鸢”飘然而起，在南天晴空里一线独舞，真可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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