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知己让我差一点出轨
2020年1月7日Ctrl+D 收藏本站
回想五年的挂职岁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寂寞中度过。刚来的时候踌躇满志，政治理想像散花的飞天，漫天飞舞的花瓣落英在看似宽广的仕途上，掩盖了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阴谋。为了实现抱负，我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被金钱奴役，二是不给女人机会。而这两者都是寂寞生出的病。在许多外人看来，官员们整天迎进送出，莺歌燕舞，打牌泡脚，生活充实得不得了。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官员的寂寞不在表象，它长在心里。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沙漠中探险的过程，心里感知绿洲的大致方向，满眼却是漫漫黄沙。当你一个人在孤独空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漠里，为那海市蜃楼般缥缈的理想跋涉时，寂寞像幽灵一样袭来，你只能靠幻想打发时光。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要是身边有个美女多爽啊。”一路恋爱过去，尽管离绿洲的现实距离还是那么远，但你的心理距离却大大地缩短了。光有美女还不行啊，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食物，怎么恋爱？饥渴的状态之下，谁还有心情浪漫？
当然，我这里所指的物质，实质上是指对金钱的欲望。就拿我们这些官员来说，当普通科员的时候，心里老是想，哎呀，要是哪一天给我解决个副科级待遇我就心满意足了。熬呗，终于熬到了副科级，最多兴奋三天，你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心想，哎呀，要是能解决个正科级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至多兴奋两天，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眼光瞄准了副县级。在官场里混的过程，就是一个欲望不断放大兴奋期不断缩短的过程，欲望离实现距离最远的那一段路程，便是寂寞最嚣张的过程，一旦把握不住，就会生出对金钱和美色的欲念。
我对很多朋友说过，人的欲望真的奇怪，我当上副市长以后兴奋了一天，一天过后生活很快就归于平静，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反应不过来：我也是个副处级干部了。不深想，我还感觉不到提拔前与提拔后有什么区别。其实，我的心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欲望在不知不觉地放大：副市长难得应付选举，进了常委就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进了常委，我的“野心”便会指向市长了。很显然，从常委到市长这个过程，是一个虚无缥缈又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的寂寞又无奈。寂寞也疯狂，如果把握得不好，金钱和美色便会乘虚而入，最终将你拖到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
官场中凡有政治抱负的人，对付寂寞、控制欲望各有各的办法。老柳的办法是“累杀”，即拼命地运动，每天晚上坚持打羽毛球、乒乓球，自己把自己整出一身臭汗，冲个澡，看一下江南新闻重播，然后呼呼大睡。老萧是“聊杀”，他和老柳完全相反，好静，不爱运动，每天晚饭后打开电视就看，节目不好看就喊我的司机过去陪他聊天。我的司机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待过几年，为大首长服过务，特灵泛，他们聊什么我从不过问，有时候我想找老萧批点钱搞活动，还得靠我的司机去敲敲边鼓。
我对付寂寞的办法更传统，“书网双杀”。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都蜗居在办公室，激扬文字，著书发帖。11点钟回房，看电视，实在累了，睡觉。刚开始的时候书看得杂，帖也发得烂，治疗寂寞的效果并不好。在我第一次受打击不再分管教育之后，我的人生观悄然发生了改变。苦闷中疗伤的唯一办法便是文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够虚度光阴，百年之后总得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了解到世界汉字学会的会长居然是韩国人，居然还有韩国学者提出要将汉字申报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可是，一顿愤青之后，冷静下来躺在床上细想，怎么能怪人家韩国人呢，你说汉字是你中国的指纹也好胎记也罢，有几个中国人能真正读懂汉字？在汉字研究领域，中国内地的确已远远落后于美国、韩国、日本。中国人研究中国汉字有争议的时候，还要请哈佛的洋汉学家出来发话，人家瑞典女作家写一本《汉字的故事》，轻轻松松就从汉字的故乡捞走了无数雪花银子，多少会让人想起清朝“庚子赔款”时的那种屈辱。于是，我突然萌生了一种研究汉字的冲动。可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部哲学，涉及的领域如此宽泛，我该从哪里下手呢？
苦苦思索了两个月，没有找到答案。偶然中读到韩少功先生的《人在江湖》一文，他在文中提到，仔细观察人们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你会发现，要么是双手紧握反背腰后，要么是双手叠加捂住脐部，或者是左手搭右肘、右手搭左肘紧抱胸前。特别是许多乡下老农，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是一种什么姿态？韩少功经过研究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让我想起了奴隶的“奴”字，太形象了，活生生一个被反缚双手的“女奴”。我大呼叫好，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诠释啊。可是，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奴，古之罪人也。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他没有揭示“奴”字的真正来源。
于是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写一部关于汉字的书，从形式到内容颠覆《说文解字》，即以随笔的形式用汉字解汉字，每篇随笔都包含与这个汉字相关的所有词条，要让人们阅读这篇汉字随笔以后，不仅能够纠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汉字的误解，而且无需再查字典，就能够对所有与该字相关的词条都有所了解，打破《说文解字》错误多、枯燥、难懂、不易传承的缺点，以全新的汉字工具书形式传承中华汉字文化。
后来，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对历史又有了新的感悟。从古至今，学者们一直将历史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史，即官方记录的历史，“史”字头上加一横即为官吏的“吏”，便是这个道理；一类是野史，即民间传说的历史。我认为这种分类的方法是不够全面的，正史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多有粉饰，甚至篡改；野史受老百姓个人喜恶的影响，对历史人物刻意夸大或贬低，导致历史失真。我认为最科学的分类应该增加一类：原生态史。只有抛开意识形态和个人情绪，站在人性的角度，原汁原味原生态记录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于是，我开始尝试每写一个汉字，都挑选一个最能够代表这个汉字的历史人物，用原生态的方式还原历史。
历经一年的摸索，终于完成了《颠覆说文解字》第一部的创作。书稿杀青以后，第一个读者是美国华文报纸《美中晚报》的主席吉米先生。他将此书称之为“奇书”，不惜版面为我开了一年的专栏。我以为此书从此会有一个很阳光的命运，满怀信心地投往出版社，编辑审了两个月，答复：“书是好书，但市场风险太大，经再三考虑，决定不予出版。”我满怀希望的书突然落得如此命运，一下子让我失去了寄托。仕途不顺，事业无望，把我逼进了万念俱灰的沙漠，寂寞钻了空子，为精神出轨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那段时间我不再待在办公室了，隔三差五便邀小城里的一帮文友到茶楼去喝茶。话题除了文学就是风花雪月。许多文友问我：“江南那么多领导都有红颜知己，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我不好回答。江南电视台副台长看我入木三分，他说：“宁市长不是没那个欲望，而是要求太高，既要有李清照的才华，还要有貂蝉的美貌；恨不得人家主动脱衣净身上床，还不能贪财要官粑锅（粑锅，云梦方言，粘在身上甩不掉之意），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还别说，这样的女孩还真的出现了。
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在长安河边第一时间KTV茶吧“时来运转”的包厢里。那天江南电视台副台长邀我喝茶，包厢里只有他们俩人。那女孩刚从广州回来，探望生病的奶奶。她一起身就能看出她是舞蹈专业出身，修长的身材，曼妙的姿态，配上姣好的面容，散发出让人心动的诱惑。其实，我是一个相当理智的“钢人”，在向阳学校混日子的时候，有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特喜欢我，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将我约到她的宿舍，她穿了件低胸的汗衫，瞟一眼就能完整地看见一对颤动的妙桃。她哭着哀求我留下来陪她，我明白这“陪”的含义，想得更多的是这“陪”的后果，理智和性欲博弈的结果，理智占了上风，我死死地挣脱她拥抱着我的双手，冲进了电闪雷鸣的雨夜……可是，这一次我却没有那么坚强，不知为什么，隐隐约约的就有了一种精神将要出轨的冲动。
好在她第二天就回了广州。我本以为我会很快就忘记了她，事实上越想忘记她就越忘不了她。在单位上受打压，在事业上没进展，回到家里老婆总是絮叨个不停。她老是把我和人家的老公做比较，整天念叨“人家的老公还只当了个乡镇党委书记，都将下岗的老婆调进了财政局，你还是一个么哩卵副市长，自己老婆下岗了临时工都给我找不到一份”。我耐着性子给她解释：“我不愿意去求人，你又不是不晓得，你没上班我又没嫌弃你，日子虽然过得不小康，饭总还是有的呷唦，又没饿到你。再说了没得工作又不是我的错，只怪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唦。”她总是横蛮不讲理：“女人找老公不就是找个靠山啊？早晓得是这样，找你这样的老公戳卵！”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似的争吵，吵完了连个散心的去处都没有。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蹦出一个影子。
2007年4月30日，那个影子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天，江南电视台副台长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不知道是娜娜从广州回来了。当我出现在老漆山庄山坡上那个被竹林包围的木楼上时，娜娜奔上来给了我一个甜蜜尴尬的拥抱。虽然我心底里知道这只不过是80后女孩表达友谊的一种非主流方式，但还是让我浮起了许多联想。我从和她的交谈中得知，她有一个很不幸的家庭，父母离异，父亲身体残疾，靠低保度日，母亲没有工作，跑跑保险谋生。姊妹三人，她是老大。湖南艺校毕业以后先在电视台跳舞，后作为特殊人才选调广州海关文工团。妹妹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靠她供给；弟弟辍学在家，游手好闲。她一个人的工资，等于要养活一大家人，真不容易。她经常跟我说，她非得找个有钱人，才能改变她们一大家人的命运，至于爱情，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连命都活不了，何谈爱情？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她势利，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太率真了，率真得有些让人接受不了。
第三次见她是2008年7月。她的母亲谈了一个男人，为建房的事发生矛盾，突然出走了。娜娜担心母亲精神上出了问题想不开会做傻事，便连夜赶回江南寻母。结果虚惊一场，母亲不过是关了手机到别处散心去了。送她回去的那个晚上，大雨倾盆。我将车停在她家门口，她没有半点下车的意思。雨水像一层厚厚的毯子，将车内盖得严严实实。我的心急促地跳动，被青春女孩身上散发出的体香撩拨得心猿意马。我想吻她，但很胆怯，理智在我的背后拉了一把，让我清醒过来。她望了望我，幽幽地道：“要不，我们还转一圈？”我说：“行。”于是发动汽车，围着107国道在雨中慢慢地行驶。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言语。转了一圈回到原点。她对我说了一声：“我走了，你慢点开。”然后，就下车上楼去了。
上楼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小说或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回头。
接下来，我们基本上见不上面了。每次她春节、五一或十一回江南我回了云梦，待我休完假回江南她又回了广州。很寂寞的时候双方通通电话，大多谈的是她的家事。2010年元月，云梦市旅游局组织机关干部体验武广高速邀我参加，我本来没兴趣，看到可以在广州停留一晚，想了想可以见见娜娜，就答应了。回家后，我对老婆说要去广州，老婆没吭声。
到广州后，我给娜娜打电话，娜娜很惊讶，怪我怎么不早点通知她，她同事约她去茂名泡温泉，现在已经上路了。我很失落，不好意思让她打转。第三天从深圳返回广州途中，突然接到娜娜的电话，问我在广州什么地方停留。我说可能在南湖国旅总部。她说，那你等等我，我打了辆出租，正在往那里赶。我感动不已，人家去参观，我就站在南湖国旅大厦前的公交站台那里，甜甜蜜蜜傻傻地等候。等到11点37分，她终于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她问我几点的火车，我说，下午4点，时间很紧，我们最多能待1小时。她喔了一声，道：“那就陪你到北京路逛一下吧，那里是广州的标志。”我没有表示反对。她靠上来，大大方方地挽住我的手，我们像一对情人一样，向着北京路走去。
北京路商店林立，也没什么好逛的。她老是带着我围着手表、珠宝店周围转悠，鼓动我给老婆带一两件纪念品回去。一路走我一路想，她是不是暗示我应该给她买一件见面礼呢？或许是我想得龌龊，但的的确确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感到很害怕，那些东西太贵，我买不起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我怕陷进泥潭，许许多多腐败干部就是从这里一脚踏进了深渊。娜娜指着一块表，还在向我推荐，说嫂子戴在手上一定好看，我托词道：“送钟不吉利，不好。”
娜娜还要解释什么，可我已经下定了要赶快离开的决心。本来娜娜安排了要请我吃饭的，我假装接了个电话，说队友催我了，我得先走，于是和她匆匆告了个别，逃一样地离开了广州。回到云梦的第三天，家庭战争全面爆发。当初我的手机是老婆买给我的，她有手机的密码，经常查我的单子。因为我心中无冷病不怕她查，所以也就没在意。没想到她凭她女人特有的敏感，察觉出我这次去广州有些不大正常，就跑到移动公司把我的话费详单调了出来，一查，发现那几天我和一个电话号码联系特别紧密，她按照那个号码打过去，发现是一个女人接的，顿时明白了什么。我反复跟她解释，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要说出轨，也就是精神上出轨，肉体绝未出轨。这个时候，老婆被逼得像个哲学家一样，居然说出了一句“名言”：“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更可怕！”
老婆的这句话是很有哲学味道的，出轨和“事故”是一对孪生兄弟，“事故”的后果是“伤害”。只要出了轨，必然受伤害。如果只是单纯的逢场作戏，尽管肉体出了轨，但心却还在自己女人身上，家庭就不会破裂，孩子就不会受伤。这样的男人还有挽救的余地。如果精神出了轨，肉体虽然暂时还没有出轨，但其心已不在自己女人身上了，维系婚姻和家庭的纽带，随时随地会断裂，肉体出轨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一旦“肉体”和“精神”同时出轨，这样的男人就无药可救了。
经过老婆一顿循循善诱的“教育”，我将红颜彻底地关在了围城之外。我离开官场以后，第一件事是进医院将腿上的痛风结节通通切除，好以一种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中。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全麻。清醒过来以后，妻子端屎端尿，帮我擦身喂饭，任劳任怨。从手术室出来的第一天晚上，她通宵未眠。我很感动。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相濡以沫。任何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浪漫遮住了彼此的弱点，一旦结婚生活在一起，彼此间的缺点全部暴露，似乎再无爱情。其实此时爱情已深入血脉，化成了亲情。亲情只有在病中、难中和赌气离婚即将签字的那一时刻，才能体会出来，就好像现在，我身在病中才真切地感受到我和妻子原来早已融为一体，没办法分离了。妻子开玩笑说：“还是妻子靠得住吧，你看你一离开官场，鬼都不搭理你了，如今你生病住院要人照顾，你那么多小二、小三呢？怎么不见踪影了？还不是要靠老婆？”
我傻傻地一笑，格外老实地回答道：“是啊，病中的爱情美丽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