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其实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我也写过别样生活的小说，那些小说也还能够让人看得下去。我托了官场的福而让读者关注我的小说，可我倒宁可自己的小说无人喝彩，也不希望人们如此在乎官场。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类并不会大惊小怪。只是在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时，人类才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

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平时听朋友们说起什么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改革题材之类，我心里总是不以为然。我没有笑出声来只是因为自己还想守住些君子风度。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事实上，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依我愚见，人便永远是唯一的题材。我有一个不太高明的比喻：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实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记得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但我不以为然。我想人不该是制度的奴隶，任何制度都只是暂时的游戏，不管这种游戏玩得怎么像模像样，或者假模假样。唯有人心、江河万古。我之所以常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

尽管我不愿太费神，但我作小说从来都是认真的。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说什么文章千古事之类的话，有人听了也许会感到肉麻。因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理想似乎永远是在彼岸，而此岸充斥着虚伪、不公、欺骗、暴虐、痛苦等等。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就只有批判。这些年中国文坛制造“主义”的成就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成就。林林总总的“主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还没来得及弄清某某“主义”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明日黄花了。风过双肩，了无痕迹。我倒觉得，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初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我很折服，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弥补这种遗憾。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给社会开药方只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饭碗。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如果就着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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