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洋秘书
2019年8月29日Ctrl+D 收藏本站
西安以西大约225公里的地方，曾是通往欧洲的大漠商道的起点，这里的铁路沿线坐落着一座小城——宝鸡。1939的１０月，乔治·霍格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他拿到了一枚有总指挥官题字“工合”的金属徽章，住进了办公室附属招待所里一间6、7平方米大的房间。他把来自家乡的照片钉在房间的墙上，然后又往小房间里塞了张桌子放打字机。办公室里除了打字机外唯一一样设备就是算盘。比起算盘啪嗒啪嗒安静的声音来，这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吵得不得了，害得他不得不去外面打字。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区到处跑，然后撰写关于合作社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薪水，但是各项开支都能报销。他给自己买了条领带，一个茶壶和一条床单作为庆祝。
乔治·霍格是个开朗的人。他对自己的头衔很自豪——“洋秘书”。“洋鬼子”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传统叫法。“东洋鬼子”就是日本人。“洋车”就是黄包车。世纪之交，各地的城市修了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后，这种车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手推车。霍格对这种特殊叫法很欢喜。他坚持说他曾听见有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驴子”。理所当然地，进口固体石蜡做成的蜡烛就被称为“洋蜡烛”，用以区别用动物油脂做的本土货。
就在1939年的圣诞前夕，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描述了一下新工作的情况，好让父母放心他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像他母亲事先猜想的那样只知道在中国闲逛到处看古迹。考虑到家里食物紧缺的状况，他特意表示他也不得不面对每餐少得可怜的食物。
这真的是一份优差：既可以从事一个产业，又可以同时享受作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处，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好机会。还有旅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去过很多地方：西北兰州，西部汉中……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的饮食吗？早餐吃大米粥和花生，午餐和晚餐还是如此，非常不错。如果有人想再吃点别的，我们就赌上一把，方法是每个人都伸出几根手指，然后通过数出所有人伸出的手指总数来决定谁出钱。
他也因为有个中国女友而高兴。现在他已经可以操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了。他是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她的，之后便爱上了她。洛阳位于黄河畔，因其与孔子有渊源而闻名，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在此地求学。他当时在火车站候车，看见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想搭火车，但是她的弟弟在尽全力阻止她：“他沉默地攥着她的手，脸上带着恳求和挚爱的神情。他们就站在那里，没有注意到我以及周围的一切。”
她叫蒋赤霞，给一个负责访问整个战区的乡村和军团的学生剧团写剧本，剧本以新近事件为主题：军事胜利，战役失利，庄稼丰收或者强盗袭击。那些剧本是拙劣的战争宣传品，但是非常奏效。巡演之后，学生们将回到他们位于宝鸡的合作社中心，在当地学校教书。霍格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姑娘，虽然他几乎完全不会写汉字，最终他找到人帮他写了几封情书。他试图将这段关系保密，但是在这个少有高大英国男人的城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久之后就人尽皆知了。霍格和赤赤（人们都这么叫她）经常熬夜撰写近期的巡演报告或是编写剧本。
学生剧团本着“人人没秘密”的精神在公共场合排练，每月还举行一次“求真”大会，会上队里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被晾出来讨论，包括大家的感情问题，霍格也被拉着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跟大家分享他的感情经历。
屋子里挤满了看上去很和善的陌生人，还有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鬼。
我想逃跑，或者像伦敦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样用报纸把自己遮起来。不过大家都很友善。蒋赤霞介绍了大会的主题，接着把某某人从别人那里发现的一封情书一句不落地读给大家听。她读的时候很高兴，体现了合作社的“人人没秘密”的精神。
蒋赤霞读完后，一位高个子大婶站起来问：“何克，你说说你爱蒋赤霞什么地方？”霍格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不知怎么就是说不出口。
好吧，我知道我爱她哪一点。我爱她男孩般爽朗的笑声；爱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她的想法；爱她拉响下课铃，孩子们一窝蜂冲到操场上玩耍，她帮他们擦鼻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俩小小的合谋帮一个洋车夫跟他妻子避免了争吵，我爱她轻轻揪我的手给我的暗示；我爱她……的样子……是的，我爱她，可是我怎么能对他们说得清，而且是用中文呢？更不用说是在这次“求真大会”上了。
霍格的这场恋爱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蒋赤霞生病了，不得不接受一个小手术。尽管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前线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这次却没能熬过乡下粗劣的手术。手术后一个星期她死于败血症。那个夜晚，霍格重温了一遍她给他讲过的故事和他们在一起写的稿子。
当他得知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发动了闪电袭击后，他的心情更沮丧了。直到1940年春他才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中国。德国造成的威胁和英国战场的消息使他左右为难，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国参战。他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打算，在写回家的信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他很想念家里人，不断询问他们的近况。他对他姐姐芭芭拉的孩子的照片也赞不绝口，十分喜爱。他在信中还责怪母亲想撮合他和露丝·托马斯——一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本地姑娘。
霍格很快又恋爱了。有段时间，他请求父母帮助合作社在宝鸡的一个妇女组织筹集资金。这个组织是由一个叫大任的女人开办的。它的成员是年轻的女难民，她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工作，或在镇里开纺织学习班。其中一个女孩名叫小任1，是大任的侄女，她是在家乡长沙被烧毁后逃到这里来的。她个子小巧，很聪明，还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微笑”，这是她给洋秘书留下的印象。
1940年初，他们相遇的那一年，霍格25岁，小任22岁。这场恋爱维持了18个月，直到战争把他们俩分开。他们都在宝鸡的合作社工作，霍格把那当成他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基地。尽管他们这样一对在当时的中国很不寻常，但是霍格对这次的关系比较公开。那时，欧洲男人不找中国女人做对象，就算找了，也不会公开。
霍格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但是小任也不在乎。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自己爱上这个高个子英国小伙子的那一刻，觉得他就像风中的一片落叶飘进了自己的生活：“那时宝鸡刚经历了一场轰炸。霍
格和我去到一间被袭击了的合作社的办公室，里面躺着一个年轻女队员的尸体，她是被炸死的，衣服都裂开了。霍格脱下自己的夹克，蹲下去，给她穿好；然后把她抱起来，背出了城外。他用手挖了个坟墓，我们一起把她埋了。”
除了薄命的蒋赤霞外，霍格在宝鸡和其它地方也有过几个中国女朋友。但他和小任在一起的时间越久，他越觉得这个长沙女孩就是他想娶的人。他在后来写回家的信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他们俩在山上逛着，谈着他们的将来，霍格还说打算带她回哈彭登见他的父母。据小任回忆说，他们在山路上有过甜蜜的接吻，还经常互通情书。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是纯洁的。
然而，在一个只有难民、合作社工人和军队的小镇上，他们的关系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为了躲避大家的议论，霍格在一个周末带着小任去了一个旅游胜地——华清池，这是唐朝的一位皇帝为他的爱妃在西安修建的一座浴池。几年后，小任描述了他们在远离宝鸡的华清池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他们对婚姻的讨论：
他从没正式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想娶我，我也想嫁给他。我们当时都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结婚。他和其他外国男人不同。那些我碰到过的美国人只想和我睡觉，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们。霍格不是这样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会被他吸引的原因。
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也将他们分离。小任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热血青年，她想去更北边为游击队做更多的事。这意味着她必须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的地区。霍格担起了这个护送她从宝鸡出发，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再到达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的危险任务。通过一路上的关卡和路障对他来说已经不难了，但旅途中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洛阳不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因为它离游击队地区很近，警察很可能会审讯、逮捕可疑份子。小任在镇上待了几个星期，等待联络人的口信，霍格冒险去看了她三次。第三次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离开了。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游击队地下党的鼓舞下，她去了北边的一个训练营。他从此再没有见过她。11月的时候，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训练。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前线战士。这是对她军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为游击队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来信，霍格都会高兴得跳起来。路易·艾黎记得“他兴高采烈，一整天都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里。”
1940年1月12日，霍格听说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奇的消息：凯瑟琳·霍尔违背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药品送往800英里外的北方。
这批军需药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军的一个医疗所。医疗所是由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开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涌现出的一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爱喝酒、爱结交女性、有着敏锐的头脑和火爆的脾气。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决心重新参加战斗，和法西斯斗争到底。于是他在1938年向毛泽东提出愿意为他们服务。当时，游击队的医疗条件很艰苦，伤兵们只能在战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术。白求恩在尽量靠近前线的手术台辛勤工作着，在缺少药品和麻醉剂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手术。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将领的永远纪念。
霍格对于像凯瑟琳·霍尔这样一位性格刚烈的传教士，会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谊很感兴趣。白求恩很欣赏霍尔的专业精神、她的勇气和她不顾生命危险跨过敌人的防线运送药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尔还帮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学生躲在卡车里，逃离北京。霍尔也很喜欢白求恩这位朋友，她欣赏他自我、率性的性格，还有他能把一棵老树下满是灰尘的一小片地变成一个战地医疗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瑞伊·麦奎格所指出的一样，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坚强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想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他们想在农村建立培训基地，让村民掌握基本的医药知识，这样当地的村民就可以当卫生所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农村地区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脚气病都能轻松治好。
白求恩在游击队前线的医疗所工作，他的基地则在毛泽东在延安的总部。凯瑟琳·霍尔也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她要保证白求恩手术所需要的基本药品和设备。他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军需药品的单子，需要从北京偷运过来。
他们两人都是远离祖国和亲人、过着危险、孤独生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长达18小时的混杂着血、泥污和伤兵的惨叫声的手术结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惫；而凯瑟琳·霍尔则有《圣经》来作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祷告书和她的圣洁。然而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谈到夜深，畅谈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理想。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猜测这两个外国人之间有段罗曼史。白求恩和同一个女人两次结婚又离婚了，而霍尔从未结婚，一生单身。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给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为没戴手套，他被割伤的手指受到感染，死于败血症。霍尔当时正在从香港采购药品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很悲伤，就像听到两个哥哥在一战中战死的消息一样的悲伤。几个月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染上了脚气病。为了保住性命，她被迫离开这里，回到了新西兰。
霍格对霍尔的评价，关于她毅然回到中国，给她崇拜的一个医生送军需药品，以及她痛苦的离别，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如果说有勇敢女性的话，霍尔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写回家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担任洋秘书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宝鸡以南160英里眉县一个村子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贫瘠的山坡，唯一的亮点就是汉江的鳞鳞水波。伦敦市长为中国筹集了5万英镑的资金，这是笔大数目，折合今天的110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是投入当地的合作社建设的。合作社派他来弄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在河水的浅滩里，霍格还发现了派他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浅浅的河水里，像只孤独的水鸟。蓝色的工作衫敞开着，长裤卷到了膝盖，旁边放着简陋的筛子和浅口盘。这个人的孤独和他周围环境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光秃秃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子，而这个男人的背后则是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命运的人。
通货膨胀削弱了法币的购买力后，黄金的价格急速上涨。匪帮们从淘金者那里抢夺黄金，交给国民党，就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土匪都是国民党的逃兵。黑市的黄金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三倍时，这些土匪就自己接管了所有的淘金活动。安康镇(西安以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小镇）附近金矿的产量下降了25％。
霍格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把小淘金者重新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合作社。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同从重庆过来的银行买家代表谈成更好的价钱。两个星期内，淘金者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合作社，并用金子来招募保安。霍格离开时，这个合作社已经能为它的成员带来更大的回报了。但那位伦敦市长的钱却不见踪影。
第二个任务紧接着来了，霍格坐上了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卡车在山路上开着，用的燃料是本地产的白酒。他们的目的地是汉川，位于秦岭脚下汉江平原中心地带的一个集贸小镇。因为地处自北向南的贸易主线，汉川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和地方军阀纷争不断，都想控制这个地区，掠夺山里丰富的铁、金、铜矿和山谷里的棉花、丝绸、大麻、竹子和茶叶。
汉川的合作社全部破产了。通货膨胀把工人们逼得都快饿死了，合作社拿不出资金。这样的情况霍格并不是没有碰到过。他特意挑了一家情况最糟的合作社，这是一家生产油布的小合作社，它的9个工人以前在一家私人的工厂干活，因为提出加工钱的要求被老板开除了。他们用合作社给的补助买了织布机。以前工厂的老板娘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虐待，也加入了他们。她叫秦文水，并被大家挑选为带头人。通货膨胀和战乱使他们的小合作社倒闭了。
霍格为这个合作社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规定织布机作为他们的共同资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获得预付的棉纱，再织成绵布。卖布的收入能用来买木油，再生产出价钱更高的油布。
然而结果却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秦文水的丈夫找来了，还企图关掉他们的合作社，说他们干的是不道德的勾当。随后，他把她接回了家，说要修复他们的婚姻。后来她母亲在她家发现她被系在腰间的一根绳子吊在天花板上，已经不省人事。她双手被捆在背后，赤裸的身体满是淤青。
文水被送进了医院，而她的丈夫被关进了监狱。几天后，她又回到了合作社。霍格这样评价她：“这个一字不识、命运坎坷、让人同情的女性把她身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合作社。她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