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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份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式,以个人生活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鲠直崛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须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只时时刻刻作着负嵎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固为现在有人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