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纯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大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斯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傍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和阿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已故马克思．韦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冻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他记起五岁那年，穿了一双新棉鞋，走在辽河岸上，围绕着妈妈，揽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拚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结核逝世于德国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隐瞒一阵，但不久伯祖父在家乡去世。儿子为何不能奔丧?只好捧着他的骨灰回家。回到沈阳，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丧事结束后，他离开庄院又回到沈阳城，想另寻途径，再走进修之路。在那时代的沈阳，一个官费留学生从德国归来，是件很受重视的事。他父亲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郭松龄将军。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适作长夜之谈，两人谈地方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亦常邀他聚谈，归国青年得以宏观知家乡处境，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亦引听者极大兴趣。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大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而东北当时在日俄觊觎下已处危境，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中国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地？——他不知道，这些大家充满强烈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郭松龄将军，晚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于辽宁乡渔樵寨村。家贫，十五岁就读私垫数年，进奉天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朱庆澜（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军入川，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由己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的推荐，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担任警卫军及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政混乱，他在军中由北至南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对局势具有宽阔的视野，回到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是他的学生，对郭教官极为佩服，邀他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凡事倾诚合作。两次直奉战争中，郭军以战力战术皆立战功。但是进关参战，意义何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新军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时的郭将军已是新军领袖，地位显赫，仪表堂堂，凡事能决能行。郭夫人韩淑英女士，燕京大学毕业，伉俪情深，两人皆好读书，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郭将军与张学良等原已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遗族子女，以尽袍泽之情，名为“同泽中学”。知我父亲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培育家乡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长，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订规章，奠定良好基础，延请各地优良师资。在伪满洲国之前，同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一直办得很好，之后还加办“同泽女子中学”。同时也筹划办一所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同泽中学成立，校舍尚未兴建完成时，先借用沈阳城东山咀子军营一部份新修的营房，其余的由军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岁以下的学生（到台湾后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志即是那时的学生）。这样的有远景的工作，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年轻的校长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要全心去做。东山咀子营房距沈阳约二十里，有修建营房用的小火车进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

这样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终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将军电话召他立刻进城面谈，那时小火车车头已经熄火，商量之后，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内。郭将军说奉命又须率兵进关，先到天津，邀他随军前往，校务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须出发。到天津后数日，郭将军住进意大利租界的义国医院，对他说，此次入关，要对抗二次奉直战后，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地盘。郭军是常胜军，但是他早已厌倦这种穷兵黯武的政策，官兵伤亡惨重，不知为何而战。进驻天津后，他即邀集核心干部，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愿随他回师者，在和平开发东北方案上签字，不愿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队。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多年，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负责回师时争取国际支持，首先须取得日本驻在满洲铁路的军队保持中立。在天津参加的还有几位关内的政界名人。如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殷汝耕、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樊光、林长民（林徽音之父）和卢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处长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由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主任。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师前夕，郭将军对大家说，“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湾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张作霖接电后，次日来电报，不提息战下野要求，只邀郭将军回沈面谈。摆明是鸿门宴。郭军隔一日再由湾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未见回复，即开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关，由秦皇岛北上，沿海岸线打到连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冻，人马可行。当夜郭军前锋第二军，由海面穿过突袭张作霖守军，夺下葫芦岛，三天后进驻锦州。消息传到沈阳，全城震动，张大师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满载元师府聚敛的财物，运往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大师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省议会、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进城后，“我公要求、目的、前途决可达到……务望暂时停止军事活动。”。——此时奉军与日本沿满铁驻军达成牵制郭军的协议，并且急调吉林黑龙江的驻军来助，在巨流河东岸布阵迎战。郭军十二月二十日攻占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备战，前锋部队已可看到沈阳灯火，只待主力部队到新民市即将强行渡河。但是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到锦州休养数日，给张军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骁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巨流河对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气渡河，已打到距奉军总指挥部仅十华里的兴隆堡，但在关键时刻，郭军射出的炮弹却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没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郭将军率卫队二百余人离开新民，如骑快马，轻易可以脱险，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群等人不会骑马，郭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走，被对方骑马追上，奉命就地枪决，以免生变。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郭氏夫妇的尸体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广场上，基督圣诞之日，上天降雪，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成了最洁净和平的棺梆，没有人敢去祭拜，遥远哭泣的亲友流下的眼泪也立刻冻结成冰。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与张作霖一起由绿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性格宽厚，有高度智能，劝他说，“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投效郭军的林长民随郭将军出亡途中，中流弹死亡。饶汉群在解往沈阳途中，押解的兵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字的。”士兵说写字的不要，推他下车，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张氏父子特别悬赏捉拿齐世英，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军兵变，非捉来杀掉不可。那许多年里，他们认为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公开考试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齐世英即去新民临时司令部准备全面渡巨流河，谁知郭将军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在乱军中，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后赶上的卢春芳，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暂时躲避，因为前二日曾为日军沿满铁铁路驻军问题交涉，与日方见过

数次，此时未多问答，即给予政治庇护。

奉军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许奉军进领事馆一步，以保护政治犯，由他出面去办交涉，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这个人道的决定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也显示出他一生敢做敢为有担当的政治勇气。他的父亲竹内纲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将庞大家产留给他作从政资本。他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宫中重臣，世世代代培养宏观政治智慧。他在沈阳总领事任内观察中国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张作霖。认为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不知培养生民社会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穷兵黯武是无知短视。据说他在领事馆内谈起张作霖时，不称官衔，也不呼名，就直呼“马贼”，个人对郭松龄的革新思想极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不仅使日本自政经废墟中重建，后来成为经济强国，且在他任内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成为历史上称为“吉田学校”的佳话。

齐世英和他的落难兄弟，六个人睡在新民领事馆八个榻榻米的偏房里，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枪。由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郭将军已死，遗体在沈阳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军队全已收编归制，六个人蛰居在此，出门一步即是死亡。他们曾千里追随，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过眼烟云，一切都在囚墙外的天地，吹过去了，散了。

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设于马车店的临时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到逼迫郭将军出亡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派人送郭天人去新民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奔回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军，撤回锦州，保住实力，可以卷土重来……。”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豫军阀的混战。京奉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公尺左右，从传来的声音断定，运兵车和铁轨磨擦损坏得很厉害。奉军这样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杀，齐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另寻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丰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下，翻墙化装逃出稍微松懈的包围线，沿着铁路步行六十里，到兴隆店由日本友人接应到达皇姑屯。二十七岁的齐世英和四十八岁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长夜之谈，彼此颇为投缘。吉田茂很欣赏齐世英有教养，有见解，是个磊落的青年;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那时的“中立”政策，而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战后再次相见，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齐世英化装曲辽宁到朝鲜耸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故乡是回不去了，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在天津义祖界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乳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钱到新民领事馆（北伐军攻克上海，黄出任上海市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乳劝他先去上海，多作观察，再定行止。从上海去武汉，因为郭军回师之举，是南方各种革命份子都同情的，飘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与留德、留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都能开怀畅谈。那时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和共产党人李汉俊、詹大悲、耿伯钊等人也曾聚餐谈话，参加他们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听各党派演讲，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小册，认真思考后，觉得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对中国实际状况是最稳健的做法。党员水平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并不是投奔任何人。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令他很难忘记。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三十年后，他在台北把他开除国民党籍，大约是政术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也随黄乳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蒋先生与黄乳情谊甚重，餐聚时常邀他参加，在此认识了陈果夫、立夫兄弟。宁汉国共分裂后，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了解国民党的状况，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在郭军革命中，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希望能有系统地研究现代军事。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陆军大学需三年才毕业）。开学前被派下部队，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附（相当于副连长），白天上课，晚上住在部队，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多为黄埔一期）相聚，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日语文皆好，被尊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接触面甚广。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他们称为满洲）都有兴趣，因他是参与郭松龄起义的革命者，而乐与交谈，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内心深为故乡担忧。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兵败亡命，浪迹天涯，从郭将军家围炉夜话至长江，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缘际会，作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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