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巨流河吧">

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2020年3月22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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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00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0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的车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学术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认识德国,你们也真正认识我们台湾。郭教授后来一再提起,说我这一场订交演说得到学生的肯定,是个成功的开始。我赴德国前寄去三百多本台湾文学作品,全数捐赠自由大学中国文化系所,他们的图书馆做了一个印戳:“齐邦媛教授捐赠,1985”。

我上课的教材以小说为主,有赖和《一杆秤仔》、吴浊流《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编的选集作品之外,还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译的作品,包括袁琼琼《自己的天空》、萧枫《我儿汉生》等。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上课时发一张授课大纲。我用英文上课,书名人名必须载明中译名。系里请讲师车慧文协助,必要时译出德文,讨论时用德文、英文与中文作为师生间进一步沟通。车慧文,东北人,二十年前在台湾就读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嫁给一位来台在师大语言中心修习中文的德国青年ErikvonGroeling,随夫回到科隆,但年轻的丈天意外死于手术台上,她辗转来到柏林,靠抚恤金独力抚育四岁和一岁的稚子。这样的生命历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间,课内课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马,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部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我赖以衣食维生的KaDeWe百货公司门口,车站和街上充满了各种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部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按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子孙看的。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喘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出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美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

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从此。我和自由大学这班学生问答之间就有了一层层沉重的涵义。阅读王祯和《小林来台北》时,他们认为你必须到柏林才能感觉到德国近代史的深度,这吸引观光客的围墙,只是一道浅浅的象征罢了。我提到初闻柏林钟声的喜悦,有人说,战后许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灾难地点修筑教堂,不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赎罪,终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从此,我听到钟声再无喜悦之感。回到台湾,连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钟声也没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战后柏林复苏,在废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树木,用欣欣向荣的生命覆盖死亡。英美占领的西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她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文化大国,所以国际文化活动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见街头挂出“地平线(Horizon)世界文学会议”的预告,也知道将有盛大的大陆作家团参加。开会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简,他与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将代表台湾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他们到柏林后,郭教授与我和车慧文竭诚招待,但是主办单位虽在节目表上排出他们五人的发言及作品朗读时间,会议大厅树立的大型广告牌上有大陆的作家,却无台湾五人,我们都很愤慨。虽然自由大学先举办台湾文学座谈会,但是,形势比人强,大陆十位作家受到的关注和接待明显热烈。柏林和旧金山一样,对这些早期由铁幕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和趋炎附势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