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七天 瑞典皇家剧院与观众的交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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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12月12日 地点:瑞典皇家剧院

莫言作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瑞典语翻译: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

瑞典电台前驻华记者:汉娜?桑伯格(Hanna Sahlberg)

主持人、皇家剧院剧目主任:弗洛林(Magnus Florin)

主持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皇家剧院,我们每年请诺贝尔 文学奖的得主到皇家剧院一起欣赏他的作品,这已经成为我们剧 院和我作为剧院主管的一个非常热衷的传统了。今年的获奖者是 莫言。我们接触到我们自己的根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接触到其他人的根源,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将 会深度地进入莫言的作品里。现在欢迎莫言和陈安娜以及我们剧 院的演员来到舞台上。

汉娜:我非常高兴今天终于能够见到您了,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我去 了高密您的故乡,在那边见到了您的哥哥和您90岁的父亲,还 有你的表弟,是地方文化局的局长。我也非常感激您以前看我的 诗,给我各种指点。但是当我在找您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您非 常忙,根本没时间见我,也说您正在写您的诺贝尔致辞,甚至连 您家里的电话都已经关掉了。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终于捕捉了您, 您哪里都逃不掉了。我首先想问您,从高密到这儿非常遥远,您 这一周来有什么感想,有什么经历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莫言:首先我感觉到非常地遗憾,没有在高密接受你的采访。

汉娜:但是有很多其他人接受了我的采访。

莫言:因为我不知道你长得这么美丽,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否则的话, 我非得接受你的采访,一定要给你一个时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 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确实有很多的感受。本来我是一个非常普 通的人,我在大街上行走,在商店里买东西,在饭馆里吃饭,没 有人来问过我。现在无论是在我的故乡还是北京,我走到街上, 骑着自行车,就会有人追着我拍照。这使我感觉到诺贝尔奖确实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奖项,它可以在瞬间把一个人改变。我想尽管 现在很多人认识我,但是我自己更加认识我自己。获奖之前和获 奖之后,对我来讲,我感觉到我自己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而 且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更重要的是在获奖之后要继续写作。

瑞典演员朗诵莫言作品《翻》

“贤弟,”我小学时的同学,现任我家乡那个镇的党 委书记王家驹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贤弟啊,愚 兄碰上麻烦事情了……”

我基本上可以猜到我的这些当了官的同学碰上的麻烦 是什么,因此就轻描淡写地、含含糊糊地说:“老兄,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女人嘛……”

他着急地说:“贤弟,你想到哪里去了?如果是那样 的事情,我何必找你? ”

“到底是什么事? ”

我从他的口气里,似乎感到了他遇到的问题的严重性, 便说:“只要是我能帮上的……你尽管说……”

于是我的这位小学同学,就在电话里,给我讲述了他 碰到的麻烦事情。

“贤弟,”王家驹忧心忡忡地说,虽然是电话千里传音, 但我仿佛看到了他愁容满面的样子,“你是知道的,我的 那个儿子,名字叫小龙的,今年五岁,长得胖头大脸,人 见人爱,四岁就能背诵五十多首诗歌,还会唱十几首歌曲, 像那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那是多么高的调门? 一般 人根本唱不上去,可是小龙就能唱上去,还有形有架的, 很像个小小歌星,可是这个孩子,最近得了 一个怪症候, 翻东西。就是见到什么都要翻过来。最早是把一个气球翻 了过来,这没有什么,气球,小孩子都翻过,接着就把一 双袜子翻了过来,这当然更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好习惯。 接着把枕头翻了过来,弄得满床都是荞麦皮。荞麦皮里有 很多虫子,一种黑色的虫子。我想也许是虫子在枕头里啮 咬荞麦皮发出的声音被他听到了,小孩子好奇,于是他就 把枕头给翻了过来。这不是坏事,甚至也可以当成好事。 要不是他,我们每天都枕着虫子睡觉,要是钻到耳朵里去 几个,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前几天下雨,灌出来许多蚯 蚓,他把那些蚯蚓,像翻鹅肠子一样通通翻了过来,弄得 双手腥臭无比。暑假时,他到姥姥家去住,把他姥姥家的几只母鸡,也全部翻了过来。翻出来内脏,还不罢休,接 着把那些脏器和肠子,统统地翻过来。仿佛他要从里边寻 找什么东西。他姥姥吓坏了,打电话让我们去领孩子。趁 着这工夫,他把姥姥邻居家的一只小狗也给翻了过来。我 老岳母一见我就说:‘快快领走,你们的孩子疯了。’我 看到那些死得很惨的母鸡,和那条肝肠涂地的狗,赶快掏 出钱来息事宁人,并做张做势地打了儿子一巴掌,他没有 哭,仿佛没有感觉到我打了他。他的眼睛怔怔地盯着那头 拴在木桩上的骡子,仿佛在盘算着该从哪里动手把这个大 家伙也翻过来。

我把儿子带回家,严肃地教育他,并威胁 他如果再敢乱翻东西,就剁掉他的手指。他撇着嘴,手里 翻着一个玩具狗熊,哭了。夜里,我突然感觉肚子上痒痒 的,睁眼一看,是我的儿子,用指头在我的肚子上比量着, 我知道他是想把我翻过来。我一巴掌就把他扇到了床下。 他哇哇地哭着,顺手把一只鞋子翻了过来……贤弟,你说 怎么办? ”

汉娜: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故事,有了这个比较奇怪问题的人是一个政 府官员,是吗?

莫言:对。

汉娜:您自己也是从比较底层的社会到了高层,您做了我们瑞典人说的 “旅途”,这个旅途怎样影响了您的写作?

莫言:这个故事讲一个小孩在翻东西。首先我讲讲这个小说是怎么构思 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曾经杀了一只鸡,因为那时候杀了一只 鸡是很少见的一件事,很不容易,很珍贵的。鸡的肠子我们都舍不得扔掉,要把它翻过来,洗干净,吃掉。我母亲让我翻,但是 我怎么也翻不过来,这个时候我邻居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过来帮我翻。他把那个鸡的肠子的下口捏住,上口灌上水,一下 子就翻过来了。这个情节一直记在我脑子里。后来我决定写一组 短的小说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这个情节。但是我想光写翻鸡肠 没什么意思,于是就让那个小男孩什么都翻,最后差一点把他爸 爸都翻过来。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讽刺性,有的读者也说他爸爸 肯定是个贪官,他之所以怕被别人翻过来,就是怕他犯下的错误 被暴露。当然,我想读者也可以对这个故事有另外的更多的解读。 我在写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把它作一个定义,所以这是我一再讲过 的比较有味道的小说,有很多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解读。我想, 即便到了现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没有成为人上之人,我还 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来瑞典以前,我父亲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不 要忘记,自己是个农民。

瑞典演员朗读莫言作品《红高粱》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 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 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板,送他们 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 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 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祆里散出的热烘烘的 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嗜响 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 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 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 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 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 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 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 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 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 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 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 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 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汉娜: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看到有剪纸,这是中国农村里家家户户都会 剪的,要么就是在家里作为装饰。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当我到 了你的家乡高密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剪纸,而是工厂里做的瓷 瓦片,放在墙上,上面有金鱼图案的。但是在你的故事里,你把 这个农村描述得非常有生命力。在你的故事里我也看到了我们以 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拉格洛夫,是一个瑞典的女作家,你们有共 同点,会利用家乡的印象和人。这个女作家家乡的人,他们一直 是挺担心的,怕把他们作为材料写到她的故事里,我想知道您高 密家乡的乡亲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呢?

莫言:首先我讲讲这个剪纸,剪纸最早叫窗花,它是贴到窗户上的。以 前农村的窗是木格子窗,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会把旧的白纸撕掉,贴上新的白纸,然后用红纸剪成窗花贴到上面。白纸上贴上红窗 花就会显得非常美丽。现在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富裕了,旧 的房子推倒了,盖了新房子,新房子全是玻璃窗。所以因为窗户 发生了变化,窗花剪纸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了。所以现在中国很多 所谓的民间艺术实际上都是因为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没有人 再去研究,再去创造了。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会大 量地使用他故乡的素材、他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我的小说里面有 很多的人物,实际上都在生活当中有原型。他们到底是喜欢我把 他们写进去还是不喜欢写进去,这事没问过。

主持人:他们不会跟你反映什么吗?

莫言:我没成为作家的时候,他们当然什么都跟我说。后来我开始写小 说了,我发现他们跟我说话就很警惕。有的人就半开玩笑地说, 别见他,小心他把你写到小说里去。但是我想这些人肯定是干过 坏事的,干了好事的,他希望我把他写进去。这时候我就感觉到 作家的一种力量,就是坏人见了你就害怕,怕你把他写到小说里 去。

汉娜:我非常好奇你的书里面有一个人物,他是个瑞典人或者他父亲是 瑞典的一个传教士。

莫言: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我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就跟一个瑞典传教 士的女儿在一起谈话半小时,她从乌普萨拉坐火车赶过来。她一 开口就是我们家乡话,但她的外貌毫无疑问是一个西方人。她的 爷爷、她的父亲都是瑞典的传教士,在我的家乡那边传教。这位 女士 1931年出生在我的故乡东边那个城市青岛。她一直在我的 家乡旁边那个县生活到17岁,1948年才回到瑞典。我和她谈起了曾经在我们县传过教的瑞典的传教士,她马上就把这个人的名 字说出来了。我想我的小说里面出现了瑞典传教士跟这个事实是 密切相关的。我写的小说里面有瑞典传教士,当时中国个别的人 还写文章批评我。他们认为我想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故意地把 一个瑞典传教士写到小说里面。

汉娜:是不是这样?

莫言:后来我就说,确实是瑞典传教士在我的老家高密传教,我也不能 捏造,歪曲事实吧。我的小说里有瑞典传教士,而且他跟中国的 妇女结婚生了个儿子,当然这个是我虚构的,实际上他们在中国 生活得非常艰苦,他们自己要养羊,自己要开荒种地。在高密, 还有一个瑞典的传教士在战争当中被打死了。这是《丰乳肥臀》 里的故事。

瑞典演员朗读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

我仰面朝天躺在玉米地里,透过刀剑般的玉米叶,看 着天上的云。没有云,云飘走了,阳光炽烈,滚烫的浮土 烫着我的背,白色的药液凝成珠子,挂在玉米叶的绒毛上, 欲滴不滴,像挂在她睫毛上的眼泪……麦浪滚滚,风停止时, 没有了麦浪。成熟的小麦微微低垂着头,两只喜鹊掠着麦 穗飞,一前一后追逐着,后边的一只总想咬住前边一只的 尾巴,它们喳喳唧唧地叫着。一只麻雀好奇地跟随着它们 飞,也喳喳唧唧地叫着。空气里充满蒜薹拔过从蒜秸深处 放出来的味道。金菊一个人弯腰割着麦,她把麦子一把把 塞进两腿之间,麦穗沉甸甸晃动着,高高地翘在她的屁股 后,好像粗大的金尾巴。我的麦子割完了,一捆捆摆在地 上,麦茬缝里一行行瘦弱的玉米见到阳光,它们是套种的,被麦子欺侮得又细又黄。我是光棍一条,二亩地不够种的。

自从我前年复员回乡,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她长得不漂 亮。当然我也不漂亮。当然她也不难看。当然我也不难看。 记得我当兵走时她是那么小,那么细,现在她这么大这么粗。 我喜欢粗大。我的麦子下午运回家。我抬手看看表,上海 产宝石花牌手表,每天注定要比标准时间快跑二十秒,现 在11点零30秒,前天跟着收音机对过表。每天扣去二十秒, 现在11点零10秒,回家不着急。

安娜:你好像写得特别快,而我翻译得非常辛苦,您的写作过程,比如 说您写《天堂蒜薹之歌》,您是整个故事都已经构思好了,还是 一边写一边构思的?

莫言: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小说是想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开始写,有的小 说就是脑子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可以拿起笔来写。我发现 很多精彩的细节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天堂蒜薹之歌》 应该是属于后面这种情况。这部小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故事的原 型,1987年的时候在我的故乡山东某个县里面确实发生过一件类 似的事情。看了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就很冲动,很气愤,心里 面就很生气,拿起笔来就想把它变成一部小说。

安娜:这也是你的书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好像能够让人感觉到你 的确是很冲动,你不是旁观者,你不是安安静静地在旁边这样写, 而是完全参与在里面的,这和《红高粱》也有相似的地方。

莫言:我确实喜欢写小说的时候把自己写进去。《红高粱》《天堂蒜薹 之歌》这些还好一点,到了《生死疲劳》里面的莫言直接跳到里 面去充当了一个人物,变成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当然这个小说里的莫言跟现在坐到这里的人区别还是很大的。应该说他既是我, 又不是我。所以我想在写小说的时候,小说里的莫言几乎是没有 什么优点的,坐在这儿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