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的态度

2020年2月19日Ctrl+D 收藏本站

关灯 直达底部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管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份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

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所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做人,皆极其称赞他。

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用了钱,得记下个账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做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

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须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意思还想强词夺理地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实,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地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做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一个……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吋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做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做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做,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轻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做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他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轻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所谓有礼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维持到一种不很忠实的“面子”下头之谓:懂怎样去使人顾全到你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