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大学生 其三 “异国情调”

2020年2月19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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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总而言之中国他觉得是不好的,异国情调之深常常使这诗人苦恼过着日子,这苦恼却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个天才那里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谈中国文化的人,以为该死。他自己,则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求得结论,西洋文化是什么,同样也没有求得结论。正因为两者不大明白,倒一无粘恋,勇于将异国情调加深。莫名其妙,而以为中国一切糟糕,愿意生存于西洋物质文明、或小说传奇情形中,吉先生与一般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这事。在言语中稍加嘲弄,则吉先生即脸红血涌,气势凌人,非加以辩解不可。否则在另一时即把这人列入“不可救药国民”之一。说是不可救药,也未尝无法救,不过除了信仰,恐无他法而已。否认西洋文化以为浅薄者,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还可恶,这人虽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愿与之来往的。有名而缺少异国情调,不过一中国文人而已,是无法与世界文人并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认东西文化并不深懂,这谦虚态度,听者是应当在了解以后而加以敬视才行的。他说的话用意总不外乎如此。他以为自己是谦虚的,我们不能误认为实在,认了真就扫兴了。世界上谦虚是不可少的,因为谦虚则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谦虚了。

有些时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数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宁,或拜轮时节,才把另一种为人气分减少的。这样事在别人,也许将说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认自己是无时无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认了的事别人就无从借词批评了。因此纵矛盾他也似乎无事不应当受人喝彩,拘束与放纵在他做来总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对于这异国情调而怀疑的他将原谅他,期待另一时彼人的觉悟。他是因为能原谅人自己才常觉到伟大的,这个话在先似乎说过了。

他不愿别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见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虑及这件事,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很多。凡在连解释也无法纠正他人观念时,他始泰然如古之贤人,在患难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脱,度过一日。遇到这种情形越多,他的异国情调便越浓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较之今人为容易,引西洋人为同志又比本国人为容易,所以异国情调加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有异国情调,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观也不能以中国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恶爱憎也不同。处处不平凡,这不平凡处他故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行为下他所期待的结果是人更能觉到他的伟大。虽伟大了,也不算,再来一次,应觉得伟大到与人不同。他行为实则拘谨如村夫子,但并不缺少一颗放荡的心。他不欲人称他为世故人,又不欲人称他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为他自己知道的总比别人为深,然而不荒唐,是伟大处。一个道地的中国式文人,却时时心中有异国情调,口中有异国情调,这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伟大处!

别人说他为呆,这事情也总有过吧。自己因为记着一句名言,“凡伟大者多为呆子”,就觉得自己也很呆,或竟处处装呆,这事也有过吧。若有人告给吉先生,说“伟大者多为呆子”,下面还有一句“凡呆子倒不一定是伟大”,他是不大理会的。听这话的吉先生不能理解这话的用意,他只以为凡是这样便近于“捣乱”与“小聪明”。小聪明他看不起。在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饶恕人也不望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与争,那真应当说是伟大啊!可是许多不必争的小事,也无端争持起来的情形,并不少,那又当别论。在别一意义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于伟大的呆处,不至于发现那矛盾自惭的一面,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么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纪骑士,以为这比中国燕赵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稣,不信仰玉皇。他欢喜圣诞老人,却不到财神庙磕头。他恨中国的巫卜,并不否认西洋的催眠术。这中爱憎由他自己解释,便是基于“异国情调”,在别人,也许可以说是头脑过于简单的。

比任何人还诚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艺术的什么夫人出现。平空掉下还是请人提奖产生,可不论。这人应当是年青寡妇,有钱,美,极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这样人到中国,于是“文艺复兴”了。他能成天到这人家中的特备的净室住下,在客厅里读他的杰作与一切男女听,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别的酒楼茶座那类地方还好的精致可口点心,那么,他愿意再不离开此地方了。因为这种人一时不能出现,他是抱怨过生在中国作诗人很倒霉的。

使诗人不能享诗人的福,是政府的过错!连年打仗是该诅的,当局不像别一国家对文学家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到这一点上发生感想时,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无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认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时,他决不坚持反对。他只期望一个足以发展他长处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样,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离得很远,也莫可奈何,譬如……据说诗人是永远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当然也这样办了。他希望未来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声也比眼前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过他做的诗更好一点不?“只有天是圆的,人世则永远是缺片”,这句话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诗上求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