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20年4月1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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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鬼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C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C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化大革命”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C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的话也不行。开玩笑她会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