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我愿意
2020年4月1日Ctrl+D 收藏本站
涉外婚姻的操作手续颇为复杂，除了中国国籍的一方需要出具常规的单身证明之外，外籍的一方需要提供家乡政府出具的单身证明，经大使馆备案转发才有效。为了JP的这个单身证明，我们可是大费周章。
他的哥哥向他户口所在的市政厅提出了需要单身证明的申请，市政厅说，您兄弟是单身没错，但是我可不能随便给您开这个单身证明，我们把Chantier先生想要在中国结婚的消息在市政府的公告栏上刊登十天，十天之内本地居民没人反对Chantier结婚，我们才能出具这个单身证明。
我在中国颇诧异，“哦，你们还有这事儿。”
“对啊，以此防止重婚。”
“就算你没结婚，如果你有个女朋友，带个孩子去市政厅所，不同意咱俩结婚，那咱俩是不是就拿不到那个单身证明了？”
“是的。”他说。
“此举甚妙，应该引进。”
过了几乎一个多月，终于在确定没有人反对JP跟我结婚的情况下，市政厅将JP的单身证明，就是巴掌大小的一块小纸邮到了沈阳，我们又把这块巴掌大点的小纸寄去了大使馆，等了快半个多月，一个大使馆负责民事的先生给我们打了电话，请我们去在北京的大使馆会晤一下，了解我们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骗绿卡的交易。
负责接待我们的先生灰头发，绿眼睛，让我跟JP先后进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依次提问。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表情颇为严肃，我忽然想起从前看过的一个挺好玩的电影，叫做《绿卡》。
说一个法国老男人，想要留在纽约生活。为了活得移民资格，他得和一个美国女人假结婚。美国女人能够同意这个交易也有原因，她想要租一个带有阳光房的、可以种植很多很多大型绿色植物的公寓，房东要求房客必须是已婚的。一次次的接触让浪漫的法国男人和纯朴的美国女人真的坠入爱河，可是由于没有真正地共同生活过，他们在面对移民局的盘问之前，必须像背考试题那样把对方所有的生活习惯，包括牙刷的颜色、喜欢的电影都背下来。盘问过程本来是成功的，可是在回答一个极为普通的问题的时候，男人下意识地多说了一句：“哎呀，我都背错了。”而整个穿了帮。
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一来它是由那位温情又搞笑的大鼻子情圣杰拉德.德帕迪约主演的；二来故事的女主角从来没有过男朋友，因为信仰的缘故一直是一位处女，可是直到三十多岁仍然从容优雅；还有就是，故事的结局是他们在一起。
当我在脑海里面回忆这个怪好玩的电影的时候，灰头发的先生像每一位公务员一样严肃而且颇有些盛气凌人。你知道的，法国公务员也是公务员，是公务员就有拿着纳税人的钱还要给纳税人脸色看的通病。
我心里想：您是没有必要跟我这样，我在中国日子过得还行，要不是为了一个男人，真不太稀罕你们那里。
当然我不能说出来，眼下求人办事儿，我的笑容很良善。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Chantier先生家里面几口人？”
“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宗教信仰？”
“他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灰头发的先生易天上午接待三四对像我们这样的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总是做重复的劳动，问一样的问题，估计他也多少有点心烦，我注意到每次我还没有回答完毕，他已经开始记录，并准备下一个问题了。
“您为什么会爱上chantier先生？”
“因为他温柔善良……”
“好的，在您的心目里，他最接触的优点是什么？”
“……”
说起来，我的脾气真不算好。当我要赞扬JP，当我准备历数他那些可爱的优点的时候，忽然被打断，我的火气已经有点上来了。我看看灰头发先生，“您的问题是……”
“Chantier先生身上最接触的有点是什么？”
“那么您会听完我的答案再进行下一个吗？”我问。
我想灰头发能够听出我的不满，耸耸肩，权充一个小的抱歉。
我想一想说道：“我的未婚夫，他的身上有许多的闪光点。聪明可爱，彬彬有礼，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善良的心地。一个人心好，看到眼里的，也都是好的东西。”
灰头发抬头看看我，似乎是打算多给我一点时间了，“举个例子？”
“嗯……因为总是对着电脑工作，我的肩膀和后背有时候很疼。然后我就得去拔火罐，拔得后背都是大大小小的，圆形的深红色的印记，我让他看看说：你看，我变成忍者神龟了。Chantier先生看一看对我说：不，你是一个小瓢虫……”
我说的时候，灰头发一直看着我，表情很严肃，若有所思。
我觉得他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拔火罐”，于是跟他解释道：“您知道拔火罐吗？就是……”
灰头发忽然咧开嘴吧微笑了，“是的，夫人，我知道那种治疗方法。我女儿来北京看望我的时候，我也带她去按摩院做了拔罐，很有效，而且有趣。没错，Chantier先生比喻得很对，她也像一个小瓢虫……”
我也笑起来。
“好吧，夫人，对您的问题提完了，现在我得跟Chantier先生聊一聊了。”
我坐在灰头发的办公室外面等JP的时候，北京城初春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投射到房间里面来。白色的墙壁上是红白蓝三色国旗，和那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我想起七年前的夏天，三里屯法国使馆院外的这个房间当时是签证处的办公地点，我跟着很多像我一样大小的留学生排了一个早上的队，然后在一个小的办公室里面，结结巴巴地对大胡子的签证处处长费老多先生说：“先生，别看我现在口语不怎么样，平时我说得可好了。”
“那么您为什么今天不在状态呢？”费老多说。
“因为我serieuse。”我说。
费老多想一想，“小姐，您不是serieuse，您是nerveuse（您不是严肃，您是紧张）。”
过了这么久，我居然又回到这里了，已经能够流利地谈一些生活的琐事，证明我的爱情，申请嫁给一个法国男人。
过了一会儿，JP从灰头发的办公室里面出来了，他谢过那位先生，牵着我的手离开。三里屯大杨树的枝叶嫩绿嫩绿的，天空碧蓝。
“什么时候他们能给我们开你的单身证明？”
“说要再等两个星期。”
“问你什么问题了？”我说。
“就那些话呗。”他还挺不在乎的。
“他问你为什么会爱上我了吗？”我说。
“问了。”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因为你法语说得好。”他仰仰头。
我作势要打他屁股，JP往前跑了几步，我再一头撞过去，被他一把抱住。
“你真是这么回答的？”我说，“亏我那么深情地总结你的优点和好处。”
他笑起来，亲亲我，“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你。但是那个人是你，我知道这个就行了。那个人，theone，就是你，不是别人。”
“切，算你会说话。”我说。
后来过了很久，我都在思考这件事儿。我觉得JP那没有理由的爱情让我更觉得有安全感，他没有说我好看，也没有觉得我聪明，不知道我写汉字下笔成文，也不太在乎我给什么政要大人做过翻译。他眼里也没有我的邋邋遢遢、小肚鸡肠和诡异计谋。他不太在意我的什么优点，也没有我的什么缺点。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树叶身上的纹路，或者瓢虫身上的圆圈，乱七八糟编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对他来说独一无二的我。虽然他的爱情听上去没有我的那么精彩，但是这样也不错。
办齐所有的材料，最后终于能够去位于红霞宾馆的省民政厅涉外婚姻处登记了，我们前前后后已经等了三个多月。期间沈阳城经过了漫长的冬日，已经春暖花开。
之前的过程我说得明白了吗？再总结一下：
在所有的材料中，最费事的是JP大哥的单身证明。
我们须得向他户口所在的市政厅申请，经过十天的公示，无人反对后，市政厅出具单身证明。但是这个文件在中国是没有效力的。
于是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呈递给法国驻华大使馆，大使馆经过对我们双方的盘问，确定我们是自愿的无不良目的的结合，才会开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单身证明。
这样，我们才能拿着这个文件和其他的一些必要材料去涉外婚姻办事处登记。
经过烦琐的手续和漫长的等待，终于我们可以去办理结婚登记了。
之前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很小的云南米线店吃饭。电视上面正在演《奋斗》，向南和杨晓芸结婚典礼那一段。
我跟他解释，在中国办婚礼，有一些很重要的步骤。比如要请夫妇双方的领导讲话：还有婚礼之后就要改口了，称呼对方的父母为爸爸妈妈；还有出席婚礼的亲朋好友要准备红包给一对新人。
“什么？”
“明天咱俩就去办手续了，我再问问你，咱俩去年六月份认识，今年四月份就登记结婚了，你会不会觉得太快了？你要是现在后悔，反正也来得及……”
他看看我，“怎么，你现在后悔了？”
“我没有。”
“我也没有。”他夹了一片鸡肉放在我的小碗里，“想到从此以后每天都能跟你一起吃饭睡觉，我都兴奋极了。”
我嘻嘻一笑，“我也是。想到以后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我都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刷你的卡，我都兴奋极了。”——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分割线——
因为之前准备材料的过程太烦琐了，在去红霞宾馆办理结婚手续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怕中间会又出什么纰漏，让我们再补些什么文件。可是手续办得十分顺利，交材料照相签字没有任何问题。最后证婚人把我们两个引到一张小合子前，后面是红彤彤的喜庆的结婚布景，她将一张纸交给我说：“把这个翻译给他听。”
上面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婚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什么赡养双方老人，赡养对方，不离不弃等细节。我一一翻译过去，JP跟着点头。见他态度诚恳，我于是加了几句：“夫妻双方还应尽量做到对方要求的事情，也尽量不要强求对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她让你烧水给她泡脚的时候，你二话不说就得去；他不想做饭的时候，你要么自己做，要么叫外卖；特别是不能要求她打扫房间；还有除了她之外，不能再看别的女人，安吉丽娜.朱莉或者斯嘉丽.约翰逊放面前都不行。”
证婚人见我在那里用法语嘟嘟囔囔的，有点纳闷，“……有这么长吗？”
JP点点头，“可以的，我全接受……”然后他把我的手牵起来，看着我的眼睛问道：“所以，Claire，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我说，“Jean-PaulChantier，我愿意嫁给你，要记得咱俩结婚的事儿可是我先提出来的啊。”
闪光灯啪的一闪，证婚人宣布：“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你们为合法夫妻。”
几天后，我们把中方出具的结婚证做了认证，然后邮寄给了法国使馆登记。
从此中法两国各少了一个单身祸害，整个人间多了一对妖艳夫妻！
正所谓：
雄关漫道真如铁，索女面前只等闲；
搞定法国小精英，慷慨以谢圆明园！
二〇〇八这一年，我刚好二十八岁。